下岗问题是时下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认为当前存在两个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有的地方出现了一股下岗风之势；二是下岗中存在的工人与干部之间的不公平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效率提高，又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尤其是集约性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减员增效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客观要求。但是，有的地方据此而刮起“下岗风”则是危险的。我们应看到：一、减少劳动投入量必然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不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二、下岗会降低社会需求，增加社会交易成本，微观经济效率的提高以宏观经济效率的下降为代价；三、下岗与增效既不是因果关系，也不是此长彼消的替代关系，增效的关键在于强化科学管理，切不可单从下岗上寻找出路；四、增效会提高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下岗却会降低国民财富的增长，即使下岗会增效，也存在一个利益比较与孰优孰劣的问题；五、我国是劳动剩余型的发展中国家，在下岗问题上，既要考虑市场规则，又要重视稳定与宏观经济综合效益，我们应在调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中有序地解决计划经济下所造成的冗员问题，而不能刮下岗风。
在下岗问题上，应探讨解决就业机制上存在的工人弹性、干部刚性之“双轨制”难题的途径，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合理。笔者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它关系到我们如何处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亚当斯密认为，增加生产性劳动是提高资本积累进而是增长国民财富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生产性劳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而妨碍了资本积累的增长，由此则会限制增长国民财富。诚然，由于社会分工和协作的发展以及消费领域的拓展，一般生产劳动的概念外延必须扩大。但我们认为，不能随意扩大，更不能随意扩大到上层建筑领域来。尽管各级行政官员、士兵、警察、律师等等，每年都付出了大量的艰苦劳动，但他们的劳动毕竟属于非生产劳动。近几年来，在新的形势下，有些人为了迎合部分人的需要，套用西方效用生产理论，随意扩大生产劳动的外延，从而抹杀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限。尤为严重的是，非生产劳动者多居干部身份，就业刚性化，并且报酬稳定；而生产劳动者，就业市场弹性化，不仅承受下岗之风险，并且劳动报酬低也不稳定。由此，不仅使社会成员向往在非生产劳动部门就业，而且使不少有专长、有技艺的优质人力资本在利益趋动下，退出生产部门转向非生产部门。这样，既加大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比例失衡，又使优质的人力资本低效甚至无效配置，制约了经济增长。
它关系到我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何相互适应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这是一切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强调指出，上层建筑各种人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无序而需宏观管理。他还认为，上层建筑支出的劳动，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些劳动耗费较多，对社会生产的限制就越大，因此，上层建筑各部门应讲求“精简和效率”，避免人员的过分膨胀。
它关系到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诚然，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根本保证与动力源泉，为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培养大批优秀的人才。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大力发展教育，快出多出人才更要做好人才的合理高效配置，充分发掘人才的经济效益。现实中，由于劳动分配制度所造成的生产部门与非生产部门人员的待遇差距，致使有些人才，宁愿荒废学业，也不愿到能发挥其特长的生产一线工作。就业去向排序基本上是：一政府部门，二事业单位，三企业。这一就业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人才的低效利用。
为了解决下岗问题上的不公平，笔者认为：不仅企业要打破干部与工人的身份界限，而且全社会也要打破，实行全员公民化，劳动者职员化；打破工人与干部在劳动人事制度上的“双轨制”，实行全员就业市场化；工作报酬既要看能力，更要看贡献，政府事业单位的报酬应与生产部门的经营效益挂钩，不能刚性一块，弹性一块；在目前的倒金字塔就业结构下，应该让多余的官员下岗，发挥技术工人的作用，这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在就业问题上，既要依据市场竞争规则，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构建就业市场化机制，同时，各级政府也应高度重视，积极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在企业内部，能安排的尽量安排，能不下岗的就不下岗，重在调整岗位，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变包袱为财富；切不能刮下岗风。否则，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无济于企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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